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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色娘子军”著作权案二审判决的部分法理探讨

2018-01-29

作者:中银律师事务所  王翔宇

案情梗概
    上诉人梁信与上诉人中央芭蕾舞团因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简称原审法院)作出的(2012)西民初字第1240号民事判决(简称原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向本院(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下同)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7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已审理终结。

    梁信于原审中请求法院判令中央芭蕾舞团:一、停止侵权,即在未经梁信许可的情况下,不得演出根据梁信作品改编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二、公开向梁信赔礼道歉;三、赔偿梁信经济损失人民币五十万元及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律师费五万元,共计人民币五十五万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一、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及表演有关的事实。
    梁信是《红色娘子军》电影剧本的作者。1961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红色娘子军》并公映。该电影片头署名编剧为梁信。
    1964年初,当时的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剧团(现为中央芭蕾舞团)开始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根据梁信编剧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进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改编。改编工作得到了梁信的同意,梁信实际参加了改编工作。
    1964年9月,该剧改编成功并进行了公演。公演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与电影《红色娘子军》相比,除情节、人物略有删减外,其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主要人物基本一致。
    诉讼中,梁信、中央芭蕾舞团双方亦均认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改编自梁信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
    二、与1993年《协议书》有关的事实。
    1993年6月26日,梁信与中央芭蕾舞团依据1991年6月实施的著作权法订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中确认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系根据梁信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改编而成,并称"在当年改编创作过程中曾得到梁信同志的应允及帮助......现补订协议如下:
    中央芭蕾舞团在今后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节目单,海报等宣传资料中注明"根据梁信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字样,以保护原著之署名权。
    中央芭蕾舞团一次性付给梁信同志人民币伍仟元。
    梁信同志不再授予其他作者或法人以舞剧形式改编原著的权利(其他艺术形式不在其列)。
    此外,双方还在此协议上手写增加以下内容,"将来如文化部另有规定,中央芭蕾舞团与原作者梁信认为需再议,则应修订此《协议书》"。
    该协议签订之后,中央芭蕾舞团支付了相应报酬,并继续公演上述剧目。
    三、与被诉侵权行为有关的事实。
    梁信主张中央芭蕾舞团自2003年6月之后仍持续表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该行为侵犯其表演权及改编权。并主张中央芭蕾舞团自2003年之后存在侵犯其署名权的情形。

    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定。


    原审法院判决:
    一、中央芭蕾舞团就其二〇〇三年六月后至本判决作出之日前,持续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未向梁信支付表演改编作品报酬的行为,赔偿梁信经济损失人民币十万元及诉讼合理支出两万元,共计人民币十二万元;
    二、中央芭蕾舞团就北京市长安公证处(2012)京长安内经证字第5823号《公证书》,公证显示其官方网站介绍涉案剧目《红色娘子军》时未给梁信署名行为,向梁信书面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须经法院审核,逾期不执行,法院将选择一家全国性的平面日报媒体择要刊登相关内容,费用由中央芭蕾舞团承担;
    三、驳回梁信其他诉讼请求。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梁信与中央芭蕾舞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1]


    案例评析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堪称是我国现代芭蕾舞剧中精品中的精品,尽管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该剧作为林彪、江青集团鼓吹的八个样板戏之一被赋予了一些不应有的政治色彩,但是剧中薛青华饰演的吴琼花、刘庆棠饰演的洪常青等艺术形象、优美刚健而又流畅的舞蹈编排、经典而优美的配乐,已经深入中国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观众的内心,被奉为一代经典作品。不过一代经典也难逃著作权纠纷之劫,特别是今年1月2日中央芭蕾舞团的一纸声称主审法官“枉法裁判”的声明刷爆了广大法律工作者们的微信朋友圈。笔者在本文中将对专门处理知识产权民商事争议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所作出的二审判决进行分析,力图对本案背后所涉及的法理进行客观、符合法律常识的分析。
    1.梁信应为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的作者,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系由该电影剧本所衍生出的演绎作品,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著作权的行使因在先电影剧本著作权的存在而受限制。
    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是作品,一个智力成果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应当分析该智力成果是否具有独创性。所谓独创性意味着该作品是由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的,排除剽窃、抄袭的“智力成果”为作品,是其应有之义。
    独创性又有两个层面的定义,第一个层面是“独”,指独立完成,就是说作者完成一部作品时,应当是通过自己的意识,独立构思、创作,剽窃、抄袭或者完全复制他人作品的行为,其“创作”过程本身并非依靠作者自身的智力劳动而是依附于他人的构思与创作行为,不应该视作独立完成。独创性还要求具有“创作性”,请注意,“创作性”并不等同于“创造性”或“创新性”,一个作品只要是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的,并且不存在抄袭、剽窃、复制他人作品的行为,就符合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定义。所谓创作性,指作品的具体表达,应当体现出作者对于此种表达的某种安排、取舍,能够体现出作者的个性特点。本案中,《红色娘子军》是由梁信独立创作完成的,并且不存在抄袭、剽窃、复制他人作品的行为,并且该电影剧本的表达也体现了作者的取舍、安排,自无疑问梁信应当为该电影剧本的作者,对此,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也予以确认。
    所谓演绎作品,就是利用已有在先作品创作而来的作品。梁信与中央芭蕾舞团依据1991年6月实施的著作权法订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中确认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系根据梁信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改编而成的,可见,如无在先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的存在,则不可能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成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确系由该电影剧本所衍生出的演绎作品。演绎作品虽然属于独立的作品,但是它毕竟是依据已有作品创作而来,因而在演绎作品之著作权人于权利行使上要受到比一般原创作品更多的限制。《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该条明确了演绎作品的作者,对原作品进行再创作时,应事先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并依照规定支付报酬,同时原作者仍享有署名权,再创作人不得对原作品进行歪曲、篡改等,如果演绎作品的创作人是对已超过保护期的作品进行再创作,可以不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同时可以不支付报酬,但原作者的署名权不得侵犯,作品的不受歪曲、篡改权不得侵犯。我国知识产权实务中一般认为,演绎作品的作者对原作品进行再创作时,应当取得原作者的书面许可,大多表现为双方订立书面的合同。不过在本案中,中央芭蕾舞团在改编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已得到原作者梁信的许可的这种许可既有口头应允的形式,也有亲自参与改编工作的方式。虽然此种许可当时没有形成书面的形式,但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特定的政治、法律和社会背景,应当认为此种许可体现了梁信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具有法律效力。
    2.涉案《协议书》不应认为是著作权转让或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
    《协议书》虽然确认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改编创作过程中得到梁信的应允和帮助,但是无明确的许可使用的内容约定,毕竟著作权的许可使用约定涉及著作权人与被许可使用者的权利义务划分,无论如何应当具体明确。从协议上下文看,这个协议不属于作品许可性质,而是表演者表演改编作品时给付原作者报酬的约定。因为作为表演者一旦使用原作品或者是使用原作品的演绎作品,就应当向原著作权利人支付相应的报酬,而没有必要再去征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
    中央芭蕾舞团主张该协议书为著作权转让合同,其主要依据是协议书第二条中有关“中央芭蕾舞团一次性付给梁信同志人民币伍仟元”的约定。
    笔者以为,是否是著作权转让合同,要依据条款能够合理推断出合同双方有无转让著作权的合意,尤其是作为权属转让这类较为重大问题,更需要双方比较明确的意思表示该约定中的"一次性"则仅系对支付方式的约定,与所支付费用的性质并无必然联系,仅依该表述无法得出五千元系转让费用的结论,也不能当然推断出梁信有转让著作权的意思表示。并且若该协议书属于著作权转让合同,按照常理双方将无需"再议"并"修订"协议书。但该协议书手写部分内容却约定“将来如文化部另有规定,中央芭蕾舞团与原作者梁信认为需再议,则应修订此《协议书》”。显然,认为该协议属于著作权转让合同是非常之牵强的。
    3.中央芭蕾舞团侵犯了梁信的“署名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可见,所谓署名权就是作者要求表明其作者身份的权利,它属于一种人身权。基于署名权,作者有权决定是否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披露其作者身份,即可以通过在其创作的作品上署名、署真名、署笔名等方式来表明其作者身份,或者以不署名的方式来隐匿其作者的身份。同时,作者有权禁正他人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上署名。由此可见,表演者使用原作者的作品的,也不得侵犯作者的署名权。
    梁信作为电影《红色娘子军》文学剧本的作者,享用署名权自无异议。表演者中央芭蕾舞团在表演根据原告的电影文学剧本改编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应当予以署名。但是根据原告出示的2012年京长安内经证字第5823号公证书载明的事实,2012年4月29日在该公证处使用公证处的计算机,在互联网上链接中央芭蕾舞团网站,在其网站页面上介绍经典剧目《红色娘子军》时未能为原告梁信署名。
    虽然原告声称公证书载明的情况是因其网站改版,工作人员疏忽所致,现已更正,且双方在1993年6月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是在今后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节目单、海报等宣传资料中注明“根据梁信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字样”,涉案网站不属节目单、海报性质,故其行为不构成对原告署名权的侵犯。但是署名权是依据创作的事实产生的权利,其法律设置署名权根本目的在于防止作者与其创作的作品之间联系被混淆与割裂。在实务中,当事人双方可能会在著作权合同中对署名权的于哪些场合、介质中加以标注进行约定,但这并不表明非著作权人在上述场合、介质之外未标注著作权人的署名就不构成侵权,特别是在现今电子通讯发展方兴未艾的年代,文艺团体的相关网站、微博号、微信公众号已经成为其主要的宣传方式,在上述电子媒介中对演绎作品的宣传已经能够事实上起到传统纸质媒介的宣传作用,演绎作品著作权人、表演者在上述电子媒介中对演绎作品进行宣传的,应当注明原著作权人的署名,否则就会混淆或者割裂原著作权人与其创作的原作品间的联系。
 

注释:

[1]案件详情请参阅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终字第1147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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